文 /李瀚

　　最近，券商研究所所长们聚在一块，核心话题就是：“如何留住优秀分析师？”而讨论的结果是，谁也没办法。

　　自2003年年底，中国证券市场刮起“价值投资”之风，分析师一夜成为香饽饽。至此，一条自“券商分析师”至“基金公司”的人员流动“汹涌”成流，直至目前仍未停息。两个月前，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成立，以40万人民币保底招聘分析师，更让“全国的分析师都恨不得投简历。”

　　为什么中国的证券分析师产生不了这样的身价？要知道，即便在香港，一个二流的分析师，年薪也要在100万港元以上。

　　证券公司一般被称作卖方，对应的买方则是基金、保险、信托等机构投资者。这场从卖方至买方的人才流动起因，是因为从事同样的工作，分析师在卖方工作要比买方低上2～3倍。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薪酬水平为例，即便它有着连续两年被基金经理评为最佳研究团队的光环，年薪最高者还不到30万元。

　　谈到年薪，国内一家二线券商自去年以来很是露脸。2004年，国信证券打出广告，以年薪30～50万的年薪招聘明星分析师，此举震撼业内。此前，除了中金公司优秀分析师的年薪最接近百万元量级，尚未有一家券商能开出“半百”价码。

　　一年过去，国信证券的投入有了产出，其基金分仓量出现突升。

　　资产管理业务问题成堆，不得不全面停止；投行IPO及再融资项目全部被监管当局暂停，无法开展；券商盈利的三条渠道，只剩下经纪业务。而基金分仓量，正被各家券商引入，作为考核各研究所所长的硬性指标。提供分析报告，服务于基金公司，以此提高对机构投资人的吸引力，到自己这来交易，正成为券商们新一轮竞争的热点。毕竟，5年熊市下来，市场上兜里有钱的，就剩下基金公司了。

　　然而，无论怎么吸引买方，券商们依然处于完全弱势的境地。当前的集中交易的市场制度下，券商经纪业务所能提供的，不就是一个通道吗？通道，能产生什么附加值？

　　一只额度100亿元的基金，每年能收取1.5亿元的管理费收入，可是当前有几家券商能赚这么多钱？没有钱，又如何撑得起分析师们的越来越高的身价呢？这是卖方分析师身价低于买方分析师身价的真正原因。

　　至于券商为什么赚不到钱，需要监管当局审视证券市场的制度设计是否出了问题。依照中信证券研究部总经理徐刚博士的研究，如果赋予券商“批股式发行”和“撮合交易的做市商制度”，从制度上重新设计证券市场的生态环境，才能实现买方与卖方的制衡，而不是一边倒的情形。

　　否则，优秀分析师排着队离开证券公司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分析师大量流失已经导致券商证券研究的后继乏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