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一日,给何伯伯打电话,想着要答复他让我问姐姐的中药药用的事情,想着要给他寄月饼了。前一阵子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都是关机,这天就再打一次,居然传来中国移动语音该机已经停机的声音,很诧异,也不管会不会吵到他休息了,立刻拨打他家里的电话,结果传来一个相对陌生的声音,原来是何伯伯的二儿子也就是二哥,告诉我,86岁的何伯伯8月16日在台湾去世了!
非常非常难以置信,非常非常难过,以至于泪如泉涌。
自从1989年希望考到美国留学,亲戚托人请何伯伯为我提供经济担保认识以来,已经20年了,虽然后来没有去成美国留学读了国内的研究生,但是何伯伯当时为我提供了15万美元的经济担保的文件至今保留,同时,之后的岁月中,何伯伯每次来上海,都会约我到锦江饭店吃饭,为我指点人生迷津,看我眼睛高度近视,眼镜有如酒瓶底,怕我影响形象找不到好工作,还专门到新加坡为我配了一幅当时可能就价值3000元的眼镜给我,之后我来了深圳工作,偶尔他也会来看望我,我也会去香港与他喝茶。大约1997年前后他得了直肠癌到北京协和医院手术,我在那年生了女儿忙碌不堪,之后有几年很少联系。2003年以后我又开始设法与他联系,他也不怪罪我,那年他还专程来深圳看望我,之后开始经常通电话。2008年1月20日我去上海到他家看望他,发现他思路仍是那么敏捷,眼睛也好,耳朵也好,口齿极为流利,经常还找机会奚落取笑我一番,说我胸无大志,哪里像一个85岁的老人。那天他告诉我,已经在着手安排将书籍等身外之物做一些安排和捐赠。当时我还笑说,可惜我不在上海,否则很多书也可以送给我等等。
今年7月到上海,停留在徐家汇几天,7月15日还特地到他指定的茂名路的苏浙汇和姐姐一道请他吃饭,那日他明显有点落寞,告诉我们他太太前几天中风了现在住在医院昏迷不醒,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了等等,然后还跟我说今年冬天准备来香港,届时绕过深圳来看我,我说好啊,你喜欢丹桂轩,届时就请你到丹桂轩吃饭等等。当时我们看上去他身体很好,我还跟他说,您活到106岁都没问题。当时听说我姐姐小女儿的英文名叫IRENE,他马上就用英文哼唱一首IRENE的歌曲,姐姐都没听过,记忆力惊人的好。
8月初他还给我电话,问我姐姐给他建议的一个中成药的用法,我答应尽快给他回电,结果因为女儿升学问题迟了2天致电,之后就是一直关机了。
结果。谁曾料到,就这样,这么突然。就一切烟消云散了。
内心深深难过,这一个20多年的良师益友+忘年交。每次生活中遇到什么矛盾的事情,经常喜欢征求他的意见,历经80多年的岁月,他的思想非常的睿智、乐观而清晰,每次都会给我直接的建议。包括女儿初中学校的选择问题,困扰了我很久,他也给了我明确的建议。
人生道路上这么一位伟岸、睿智、声音洪亮、风趣、快意恩仇的长者永远地走了,心中的哀思是无限的,现在有时想想亏得今年7月请他在上海吃饭,见了他最后一面。
摘录2篇有关何伯伯的悼念文章。我会永远在心里记住这位无私地帮助、鼓励、指点过我的长者,有机会到上海我一定会到他的墓地去祭奠。衷心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!
《何振亚先生》
2009-08-31 摘自《新民周刊》撰稿·毛尖
晚上陆灏发短信给我,何振亚先生赴台湾开会途中,突然去世。
我把书桌上的灯关了,一个人在黑暗中坐了一会。懊悔。难过。认识何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多了,但内心深处,我从来不曾把他看成老年人,总觉得还有很多的饭会一起吃,很多的茶会一起喝,很多话题会一起聊,很多坏人会一起骂。他那么年轻,让人无法用您称呼他。那天,刘绍铭先生到上海,一桌人在静安寺的鹭鹭吃饭。
酒过一巡,门口响起嘹亮的声音,然后,李玉和似的一个亮相,何先生出场。他出场就问,还有比我更老的吗?当然是没有,因为德高望重的刘绍铭先生,也让他一句“那时你还年轻”给打回到青春时代。下半场就是何先生的talkshow,他先把个人隐私交代一番,酒是喜欢的,但被医生禁了,因为有癌症,然后就讲“老历八早”的事情,所谓白头宫女说玄宗,何先生的一头银发倒是切题。讲着讲着讲到张爱玲。
讲到张爱玲,子善老师的表情就活跃起来。慢着慢着,和张爱玲,你和张爱玲什么关系?何先生却是轻描淡写,她的《秧歌》,还有另外一本什么小说,都是我给出的。于是,陈老师就和何先生产生了化学反应,大家约好下个月再吃一顿饭。
下一次吃饭,何先生倾其所有地带来了他的张爱玲初版本,包括张爱玲翻译的海明威,然而,他却随随便便送给了我。子善老师看他所托非人,再听说他把几房间的书都捐给了不缺书的主儿,几乎是“奈何明月照沟渠”的表情,这样,又约了下一顿饭,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帮何先生提高对自己藏书的认识。
如此隔几个月,我们就同何先生吃一顿饭,不过,各忙各的,发起吃饭的,常常倒是何先生,他定好时间地点然后还买单,分别时还要谢谢我们赏光。有时,我想抢着买单,何先生会说,你想买单,自己组织吃饭,我辛辛苦苦叫来的人,怎么能让你享受买单乐趣。最后一次和何先生吃饭,是在吉士酒家,还是他买单,我记得当时自己信誓旦旦,下次我来组织。但我懒惰,终于被时间惩罚。夜色里,他哈哈笑着离开,我想到他说,李敖在台北监狱,流行感冒来的时候,就集体打针,“只换屁股不换针”,就一个人在淮海路上笑出声来。
那时我们还说,要找个年轻的学生,专门去录何先生“口供”。他早年拿了基辛格奖学金在美国游学,冠盖满天下,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文化人,没有他不“参股”的文化事业,尤其港台地区那些进入文学史的学生刊物,现代杂志,都有他的背影闪现。不过,不知道是他懒得说,还是他自己觉得当年做的那些事也就芝麻绿豆,他在饭桌上,不怎么谈自己创办的友联出版,经手的各类文库报刊,也不怎么谈后来做的实业,往事烟云,他只取其中最轻松最好笑的说。所以,我印象里的何先生,除了因为久坐,起来的时候,偶尔需要借点力,一直就是年轻就是开心。而这会儿,当我想为他写下点什么,纪念他不平凡的一生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说不上来。就像那天,他送亨利·詹姆斯的《碧庐冤孽》给陆灏,两个译者其中一个叫方馨,经何先生解释,原来方馨就是张爱玲托付遗嘱的邝文美,而书外的故事,包括邝文美和张爱玲之间既深厚又微妙的关系,对于我们只知道方馨就是文美的人来说,那却是无从说起了。
有时会想,何先生只和我们嘻嘻哈哈说些开心事,是不是也就是邝文美在帮张爱玲守心愿?当然,何先生在为谁守,只能等子善老师慢慢考证。好在,躺在历史里的那些初版本,那些创刊号,对于我们今天纪念何先生,也绰绰有余了。至于这些初版本,当年是否有“密码本”的经历,他们的作者是否合于《潜伏》的剧情,就留给未来吧。
这两天,报纸上都在纪念舒芜先生,每篇文章都要提到胡风集团,好像因为舒芜先生的死,我们可以原谅他了。但问题是,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原谅他?比如,对于何振亚先生,我既无能力描述他,因为余生也晚,更没资格来定义他,因为只认识饭桌上的何先生,甚至,他在饭桌上讲过的那些事,我都记不确切了,而时间不过四五年。所以,发生在四五十年前的事情,让历史的因果自己说话吧。
谨此,纪念何振亚先生。
《追念何振亚先生》
摘自2009年8月26日《信报》 作者 柳叶
「聽經人散蘚花深,千古誰能更賞音?只好岸巾披鶴氅,風清月白坐彈琴。」 我書房裏掛着錢穆手書范成大此詩的條幅。錢穆的書法並不多見,尤其珍貴,是何振亞老先生前幾年送我的。上周二晚上,接到香港陸離女士的電話,說何先生去台灣參加殷海光紀念活動時,突然病故。聞之黯然。
第一次見何老先生,是在劉紹銘先生來上海時的一次飯局上。以往聚會都是劉先生最年長,他稱呼鄭樹森先生「young man」,而這回卻來了個比劉先生年更長、資格更老的何先生。劉先生還是young man「吃馬鈴薯」的時候,何先生已經是香港友聯出版公司的董事總經理了。
以後何先生多次召集飯局,也常常帶一些香港五、六十年代的出版物分送給我們。何先生早已離開出版界進入商界,在浙江開工廠,八十多歲還飛來飛去,精神好得我們都不把他當老人。對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,何先生一肚子掌故,聽他談錢穆、宋淇,聽得我們一愣一愣的。他跟李敖也有交往,最愛講李敖當年寫過一篇文章去揭露監獄裏打預防針不講衞生,文章題目叫〈只換屁股不換針〉。他講的其他很多往事我都忘了,但這個故事他講了好多遍,印象特別深。他也很關心我們的專欄,經常和我們探討。有一次,他帶了一張老歌詞,說是看到我的名字便想起一首老歌,其中有「頻低柳葉眉」的歌詞。
去年在香港見到一直關注香港文學歷史的也斯先生。跟他提起何先生,也斯先生很有興趣並希望有機會能採訪他一次。何先生對早年友聯的事情,可能是背景或是人事的關係,似乎不太願意多講。但陸離女士在電話中說,香港中文大學曾經採訪何先生,馬上將把訪問內容收在一本集子裏出版。
何振亞先生活躍在香港出版界的時候,我還沒出生。因緣際會,在他晚年我們得以經常聚會,原以為這樣的聚會還能有好多次,沒想到他一下就走了。我只能對着錢穆的書法條幅,撿拾起零碎的記憶,聊表哀思。
以下是网上查到的何伯伯的香港中文大学捐赠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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